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喊出了妇女的心声，带头冲破了大学女禁，为争取妇女同男子有平等教育的权利，而建立了首功；并在甘肃民主妇女运动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的著名人物——邓春兰女士，是出生在循化县的一位自幼接受新思想、新教育、新文化的女界志士。其生平事迹，足资为后辈楷模。

民主思想的萌生与发展

    １８９８年，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发生了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即史称的“戊戌变法”。邓春兰女士就在这年的７月３日，出生在循化县起台堡村一个耕读之家。

    循化县是撒拉族、藏族、回族和汉族各个民族的聚居地，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文化落后，读书人甚少。邓春兰祖上均务农兼营商业，祖父邓效忱在距家１０里的立伦堂（村治）经营小商。后虽在左宗棠统治西北时考中武举，但仍居家务农。邓效忱生有７子：长子邓宝务农；次子邓富为前清拨贡；三子与五子早夭；六子邓寰；七子邓寅；四子即邓春兰之父邓宗。光绪末年，邓宗从甘肃文高等学堂进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习论理学和英文。毕业回兰后，在甘肃巡按使署任教育科长，继任甘肃省教育厅科长，兰州女子师范学校即于是时建立。辛亥革命时，他不满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与黑暗，积极参加进步活动。辛亥年１０月间，在甘肃总督长庚召开的会议上，他和议员王之佐等人一起反对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焱、副议长刘尔火斤的保皇主张，力主共和。由于家长的开明和家庭教育的熏陶，邓春兰自幼即接受其父民主思想的影响，得以不缠足，少小便读书识字，进而树立起追求真理，反对旧传统，旧教条的新文化新思想。

    ７岁时，邓春兰随其二伯回原籍循化县，入初等学校念书。该校全是男生，女生只有邓春兰和她两个姐姐（春藻、春芩），周围村人议论纷纭，说什么“想当女秀才、女举人！”又有的说“念书不是姑娘们的事！”等等。她们没有屈服于落后的社会议论，在原籍上完初小后，于１９０９年，其父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兰工作时，便同姐姐到省城求学，插班入女子高等小学（淑贞小学）读三年级。刚读半年，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因而停办。

    辛亥革命第二年，邓宗与李德裕先生募款兴办一个女子师范预科班，收学生３０多人，大部分为外省籍，本省学生仅为邓春兰姐妹。补习一年后，其父察知女教师程度较差，为提高学生学习水平，便聘请一位６０多岁的男教师讲授历史、国文二课。孰料，这位长者因是男的，学生便纷纷走散了，只剩下邓春兰姐妹和一个叫孙梦兰的学生。她们三人只上了３个月的课，这个班就只好停办了。

    又过了一二年，风气渐趋开通，省教育厅在原校址开设了女子甲种讲习所，邓春兰又到该校求学。学毕，其父拟在省城倡办一所略具规模的小学，她和姐姐就动手办起来，姐姐任校长，她负责教学，直至１９１９年７月离兰赴京前为止。

    １９１６年暮春，邓春兰与蔡晓舟结婚。蔡是安徽合肥人，生于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早年丧父，由其祖父以行医扶养成人。少年时即怀救国之志，投笔从戒，曾参加由陈独秀任会长的“岳王会”发动的马炮营起义。失败之后，又力倡办学。一次为兴教办学与豪绅龚其争地，当众演讲，断其左手无名指，血书办学决心，故在当地有“九指病僧”之称。因才志不得伸展，又奔北京投结他人，后又辗转来甘，因与邓春兰志趣相投，遂结为夫妇。

    由此可知：邓春兰的青年时代，是中国人民奋起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在封建思想还很浓厚，封建势力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她幸运地受到了父亲开明思想的熏陶，奠定了她以后接受新事物，开倡新事物的思想基础。加以她的家庭拥护辛亥革命，主张民主共和，为她以后的深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她读书较多，好学深思，更爱弹琴、作画、吟诗，具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成为当时，特别是在甘肃一带少有的、具有开明思想的青年女子。她与蔡晓舟结婚后，受到了更多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她不缠足，不带戒指、耳环，不愿做闺阁小姐。虽家庭经济条件优越，但仍致力于“服务社会”；虽受过师范教育，但仍向往于大学深造。这些思想的萌生与成长，都为她在“五四”期间积极参加青年运动争取妇女解放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吁请开放大学女禁

    在“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两面旗帜下，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男女平等”、“社会公开”、“婚姻自由”、“男女同校”等要求，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新潮流。邓春兰女士便在这股潮流的鼓舞下，勇敢地站到“争取男女教育平等”的最前列。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９日，她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申述妇女与男子应“职业、政权一切平等”。实现这一目的，“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要求“国立大学增设女生席”，“实行男女同班”。她从妇女解放的高度，阐述了男女同校的必要性。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学术界的泰斗，很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在辛亥革命后就提倡男女教育平等。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５日，他在北京青年会的一次讲演中曾这样说：“……外国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大多数是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蔡先生这时还只主张先试办，并未主张在国立大学实行男女同校。所以，邓春兰决定上书给这位早已主张男女同校的校长。

    邓春兰将这些想法讲给丈夫和两个弟弟（邓春膏、邓春霖分别在北大和清华上学）得到他们热烈赞成和支持，遂即于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９日，在兰州写成了给北大校长的信。该信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钧鉴：敬启者。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之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欧美往事，可殷鉴矣。我国数千年皆沿防隔内外之陋习，欲一旦冲决藩蓠，实行男女接席共事，阻力必多。且女子无能力，何堪任事！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昔者，孔子作出泗滨皆儒冠，朱家兴而当代多侠客。自来社会风气之转移，未有不赖先觉之俦为之倡导者。倘因循锢陋，不加改正，势必至天然淘汰，亡国灭种而后已。我国提倡男女平等者，民国二年，先生任教育总长，宣布政见，于参议院曾一及之。乃如昙花一现，遂无人过问矣。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仍主张男女平等。然则，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复查贵校评议会议决议，附设中学有取单级教授之规定，每班人数，不拘多少。春兰拟代吾女界要求先生，于此中学添设女生班，俟升至大学预科，即实行男女同班。春兰并愿亲入此中学，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如蒙允准，春兰即负笈来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肃此。只颂教祺！万福。春兰鞠躬。五月十九日。

    此信于兰州写成后，寄给北京蔡晓舟转交蔡元培先生，适“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先生因故一度去职离京，上书未起作用。邓春兰并未因此而气馁，于１９１９年７月间首途离兰赴京。抵京后又投书报界，大造男女同校舆论，终于冲破女禁藩蓠。

乘风破浪，赴京求学

    邓春兰致书蔡元培约一月后，北京女子师范从各省招生。在邓宗的主持下，甘肃省教育厅经过考试，按成绩录取６名女生，其中有邓春兰和他的堂姐邓春芩。时邓春兰已嫁皖人，其父为避循私之嫌，以自费送其进京求学，另５人则以官费上学。临行前，兰州女师举行欢送会，为她们披红戴花，希望为甘肃女子争光。省教育厅派人护送，邓家有一亲属随同照料。

    当时甘肃交通闭塞，进京仅有北路（经内蒙）和东路（经陕、豫）两条。东路以陆路为主，但道路崎岖，土匪出没。考虑安全问题，决定让六位女生走北路，沿黄河顺流乘筏，至宁夏中卫改舟而下，再转陆路乘火车进京。

    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邓春兰一行辞别亲人，离家赴河边登上木筏，即夜宿筏上。木筏上搭有篷屋６个，邓春兰与其堂姐住用一个，食宿均在筏上。翌日（７月２６日）清晨，即解缆起程。黄河水流湍急，风大浪涌，筏行中流，诚可谓乘风破浪矣。邓春兰女青年一行６个，在千里黄河的惊涛骇浪中奔波数日，于７月３０日抵达中卫（宁夏属）。从此地起，河面较阔，道路较畅，遂舍筏改乘木船进发。于８月１５日安达包头（内蒙属），经丰镇（内蒙属）转乘京绥路，于８月２７日到达北京。旅途３３天中，邓春兰作日记３３则，处处显现出她那坚韧不拔、自强奋斗的精神。

    和她同去的另五人中，三人已婚，只能读幼稚班；未婚二人入正式班。邓春兰也已结婚，既不能入正式班，又不愿入幼稚班。因此进了补习班。一学期后，北大开了女禁，遂入北大学习。

冲破女禁，入学北大

    邓春兰致蔡元培先生信寄到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期间，反动军阀政府疯狂镇压学生运动，逮捕爱国学生。蔡元培先生反对卖国，同情学生，亲到警察厅以身家作保。无奈北洋军阀政府恣肆暴虐，遂愤而辞职南下，经津去杭。

    邓春兰并未因此气馁，在启程离京之际，又拟写《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后附《致蔡元培先生信》，交由蔡晓舟转致报界，继续为男女教育平等，争取女子进入国立大学而大声疾呼。《告同志书》全文如下：

    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大鉴：启者，欧战告终，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战功勋，实行获得参政权利，出席国会，为议员者已有多人，将见其女总统出现矣。反观我国教育，尚未平等，遑论职业！更遑论参政！相形之下，惭愤何如？妹不敏，已代我诸姊要求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于大学添我女生席。不意妹函至京，适遇变故，蔡校长辞职，归隐至今，尚无结果。然兹事体大，鄙意以为与其依赖他人之提倡，何如 出于自身之奋斗！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获哉！顷拟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于北京，凡我入团姊妹，进行约有二途：其因个人学力不充，未及大学入学资格者，则在大学附近组织私塾，延聘大学教师授课，努力补习；其因教育当局受其他方面之压制，而不肯解除女禁者，则联合同志用种种方法，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诸姊乎！如不慊于东洋式之良妻贤母之教育乎，则盍速起而自图乎？妹非不知不慊于东洋教育者，则往西洋；然力能及此者几何人，其如我多数失学之姊妹何？一管之见如此，尚希高明有以教我。再妹家居陇右，去京四千余里，且大半未修铁轨，故顷虽起程来京，而抵京之期则难预定。目前如蒙同志赐函，请暂交舍弟国立北京大学法预科学正邓春膏，或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学生邓春霖转交均可。

    肃此。敬问学绥！妹邓春兰鞠躬。

    １９１９年８月上旬，邓春兰一行尚在赴京途中，北京、上海许多大报就发表了邓春兰的这个呼吁书和致蔡元培校长的信。其中北京《晨报》于８月３日以《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刊于第６版；上海《民国日报》于８月８日以《邓春兰女士男女同校书》为题，刊于第８版。邓春兰要求大学开放女禁的呐喊，与新文化运动共鸣，轰动了社会，随之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女子问题”本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前夕，当时影响极大的著名刊物《新青年》就登出记者启事，表明妇女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妇女自身议论妇女问题者尚少，希望妇女积极谈论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邓春兰的呐喊，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当时文化界著名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纷纷为报刊撰写文章，主张妇女解放，支持男女同校。《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杂志还出版了“妇女号”、专门讨论了男女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及婚姻家庭等有关妇女问题。妇女问题成了当时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继而，新文化运动的坚强斗士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赞成“合妇人全体之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著名学者胡适也鼓吹妇女解放，他在《大学开女禁问题》一文中，还具体设想了开女禁的步聚和程序。后来大学开放女禁、男女同校的进程，大体上是按胡适的这个设想实行的。邓春兰的呼吁与呐喊，在全国舆论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９日，蔡元培复职北大校长，年底蔡元培就男女同校问题答上海《中华新报》旅京记者时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余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中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余以为无开放女禁之问题。即如北京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蔡先生答记者问，据理再次主张开放虽无条文规定，但又实际上存在的大学女禁，而且提出了实施办法。次年２月，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了９名女学生入文科旁听。她们是王兰（江苏无锡人，哲学系）、奚浈（江苏南汇人，英文系）、查晓园（渐江宁海人，英文系）、邓春兰（哲学系）、韩恂华（天津人，哲学系）、赵懋芸(四川南溪人，哲学系）、杨寿璧（贵阳人，哲学系）、程若勤（安徽歙县人，国文系）等。这９名女学生就是北京第一批女大学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

    大学女禁被“五四”时代邓春兰等这样一批女性冲破了！当时人称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大纪元”。在北大招收女生之后，全国高等学校纷纷仿效，陆续解除女禁。于是，男女同校，男女教育平等，渐渐在国内传播开来，蔚然成风。当时，正在北京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夫人，还在王府井大街１３５号楼上举行茶会，宴请北京大学女大学生表示祝贺，勖勉有加，并合影留念。

    顽固的封建势力并不甘心退位，各派北洋军阀政府，都对男女同校横加阻挠和诬蔑。教育部曾致函北大，要该校在开女禁一事上“格外慎重”。某最高女校校长也向总统徐世昌告状，使有关机关对女旁听生进行了一番甄别。１９２０年夏，直奉军阀取代皖系控制了政府，而对男女同校一事依然持不满和阻挠的顽固立场。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仍在坚持斗争。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著文说：“关于男女同校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深的理论使得当个问题去讨论。象这种浅近的事大家还要大惊小怪地起来反对，可见中国人程度还同六十年前反对铁路时代差不多！”

边学习，边探索，为妇女解放继续奋斗！

    冲破大学女禁进入北大后，邓春兰一边学习，一边探索，为妇女解放和男女平权而继续奋斗。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她在《少年中国》第四期妇女号上撰文，论述妇女解放与整个民主运动的关系，提出妇女解放的主要课题。文中明确提出：要有中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必定先要有中国妇女的民主解放。她所表述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妇女解放的光辉论述基本上是一致的。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邓春兰还认识到妇女解放的根本保证，是政权的解放。她在一文中极其明确地宣称：“至于妇女解放的顺序，据春兰看来，是要先解放学校，然后再解放职业，然后再解放政权。到了解放政权，运动都成熟了，那什么废除妾、婢、娼、妓制度啦，什么改良婚姻制度啦，自然就如同衣袋里取东西一样容易了。”

    不仅如此，邓春兰深入学习的同时，继续为妇女解放运动奔走呼号。她在《新陇》等刊物多次发表文章，表达的思想更为深刻，更为成熟。她具体地从教育、婚姻、劳动职业、儿童教育等方面，详细地阐明了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主张。她认为首先要谋求男女教育平等；实现女子教育普及，在知识方面逐步赶上男子；而后有机会从事社会劳动，达到经济上的独立。进而随着社会制度的改革，逐步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及儿童公育等。邓春兰的这个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即“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的、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其思想认识的逐步深化，真可谓不谋而合，前后辉映。

“五四”运动之后的活动

    邓春兰等６名北京女师录取女生抵京那天是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７日，正好也是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五四”期间被逮捕学生的一天。邓春兰征尘未洗，立即与丈夫蔡晓舟一同看望释放出来的甘肃籍学生。邓春兰的大弟邓春膏是此次被捕的７名甘肃籍学生之一。另６人是清华的张心一、王和生、 冯聘三，北大的王自治、田昆山、张明道。从获释的学生那里，邓春兰了解到爱国学生遭镇压的实事，和男女青年共同斗争中不畏强暴，坚决与帝国主义、卖国军阀英勇斗争的事迹，激起了邓春兰极大的革命义愤与爱国热情。她以未能参加“五四”期间北京的运动，而深切地表示遗憾！

    在“五四”精神的启迪下，邓春兰、邓春膏、邓春霖三胞姐弟和堂姐邓春芩４人，于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３日在他们的住处（北京后门内三眼井１５号）成立了“春晓学社”，创办了《春晓学社季报》。学社以“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为宗旨，以“自由、平等、奋斗、坚忍”为信条，开展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春晓学社所办杂志《春晓学社季报》，虽因成员纯属家族性质，坚持时间不长，但就当时所出各期刊物内客来看，确已起到“研究学术，服务社会”
良好作用。邓春兰女士在季报上发表日记、杂文、诗等作品。特别是她在《北京学界的风潮》和《古今的奇事》两篇杂文中，无情地鞭挞了当时统治者的腐败，愤怒控诉反动军阀的暴行，对穷苦教职员和青年女同胞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继“春晓学社”之后，甘肃在京的部分学生，于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０日在北京创刊《新陇》杂志（现能看到的仅为二卷共５期）。《新陇》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张明道首先倡议办的。王自治任编辑部主任，张明道任经理部主任，邓春膏、韩树淼、田炯锦任编辑兼校对，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甘籍学生都是热心会员。邓氏姐弟４人都是骨干力量，和邓春兰一起赴京的女学生孟自芬、韩玉珍都积极参加了《新陇》的工作。总之，《新陇》集中了甘肃在京的优秀青年。《新陇》的重要宗旨之一是“望陇人觉悟奋兴，及污浊社会之改良。”因此，它根据甘肃的情况，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热情宣传“五四”精神，宣传科学与民主，研究探讨甘肃的社会问题。正因如此，《新陇》成了当时甘肃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该刊经过多种渠道进入兰州后，推动了甘肃的青年学生运动，打开了甘肃政治上的沉闷局面。

    １９２１年后，邓春兰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更为深刻，更形成熟。她在《新陇》杂志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的《妇女解放声中之阻碍及补救方法》一文，充分地闪现出她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思想光点，足资为后人敬钦！

重于事业，支持革命

    １９１６年暮春，邓春兰与蔡晓舟结婚。婚后三个月，蔡晓舟即去北京从事革命活动，并与杨亮功合编《五四》一书，收集了“五四”运动珍贵史料。１９１９年８月，邓春兰赴京学习，得与丈夫团聚，遂有身孕。在此期间，蔡晓舟写成了《国语的组织法》一书，蔡元培为之作序，誉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文法书。邓春兰与丈夫在京团聚仅两个多月，即鼓励并支持蔡回老家安徽从事革命活动。１９２０年８月，他们的儿女诞生。蔡晓舟为革命事业常常奔波于京、沪、皖之间，他们只能通过书信往来，互致关怀，讨论时事。１９２２年初，邓春兰因临产期，从北大辍学，随蔡晓舟去安徽合肥。后因不适应南方气候，母女一直生病，新生儿又未活成，只好于同年秋返回兰州，以致与丈夫再次分居两地。邓春兰在致蔡晓舟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俩成婚以来，已经一载，计算欢聚时间，不过五月。你为社会群众奋勇打前敌，我是极端赞成的！但你身体太弱，劳苦须有限度。”邓春兰还回忆，她与蔡结婚多年，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不到１年。可见在处理事业与家庭关系上，邓春兰总以事业为重。

    正因为有邓春兰的大力支持，使蔡晓舟能从事较多的革命活动。在安徽，他曾与王步文、朱蕴山等主编《黎明周报》、《评议报》、《洪水》、《安庆学生》、《自由魂》、《新安徽》等进步刊物，还兴办学校，为工农劳苦大众办夜校等，藉以宣传革命思想。１９２３年蔡与王步文领导学生开展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与其他３５人遭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后来，蔡晓舟出走上海，又与一护理人员郑家贞结婚。１９２６年，为迎接北伐攻打合肥，蔡晓舟根据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决定，与许习庸、郑鼎等一起领导了合肥北乡吴家庙武装起义，任安徽讨贼第四路军司令。起义失败后，蔡曾偕郑家贞来过兰州，并与中共甘肃特支负责人宣侠父一起探望过邓春兰及儿女。１９３３年６月，蔡晓舟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

    邓春兰于１９２２年秋从安徽返兰后之翌年，受聘于兰州女师任教。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时期，经韩玉贞介绍加入国民党。１９３８年，因她思想左倾，与共产党人有过来往，被反动的学校当局借故辞退。邓春兰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便长期闲居家中，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晚岁逢盛世，欣度新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春兰欣喜地迎来了新生活。她一生为争取男女平等而奋斗的目标，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１９５７年，她以花甲之年，被聘为甘肃文史馆馆员。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增补为省政协委员。１９８２年６月９日病逝，终年８５岁。邓春兰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祖国的强大和四化建设，遗嘱丧事从简，切戒浪费，并嘱不向党和政府提任何要求，遗体火化后，骨灰不要拿到家里，和已故同志放在一起，存留３年后，撒入曾经哺育她成长的黄河里。

    邓春兰生有一男一女：

    长男蔡心钅监（１９１７—１９８１）毕业于甘肃学院农科，善奕多才。解放后任职甘南州建筑公司。妻万益基，会宁人，兰师毕业，曾任小学教师４０年。生有二女一男。

    次女蔡心铭（１９２０—１９８７）毕业于兰州大学医学系，曾任北京阜外医院眼科主治医生，中共党员，现退休，住在北京。其夫尚德延，满族，辽宁人，兰大医学系毕业，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麻醉学，解放后任兰州陆军医院军医，授上校衔，中共党员，１９５５年调往北京解放军总院任军医，授大校衔，后为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二级教授、兼任《中国外科杂志》副主编、《中国麻醉》主编，全国麻醉学会名誉主席，１９８７年卒。